截至5月26日，已有97家商业银行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不良贷款率数据。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有43%的银行同比实现了不良率下降，整体表现稳定向好，但不同类型银行分化下，农商行板块却成为了唯一一个不良率显著抬升的“压力区”。
“我们上市银行还好，可能是中西部地区的农商行会有点压力；不良上升，更多应该还来自于先前存量信贷业务风险的暴露。”一位长三角地区农商行资深从业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37家银行不良率环比上升 农商行是“主力”
据记者梳理统计发现，在披露2026年一季度数据的97家商业银行中，有32家银行较去年末不良率出现下降，37家环比上升。
不良率上升的商业银行中，绝大部分为农商行，且升幅较大，而国有行与股份行的升幅则严格控制在0.05%以内。
有43%的银行较2025年一季度水平有所下降。但不良率上升的阵营中，农商行占据了绝对的主力地位。同比2025年一季度不良率上升的银行中，仅有1家国有行、1家股份行和5家城商行，其余全部为农商行。
另据记者统计，2026年一季度末，农商行板块的平均不良率升至1.515%，较2025年末大幅上升了4.54个基点，远高于国有大行0.50个基点和城商行0.38个基点的微升幅度，甚至股份制银行的不良率还出现了回落，较去年末下降了0.11个基点至1.238%。
个别农商行的最新表现，更成为这轮资产质量波动的缩影。数据显示，株洲农商行不良率从2025年一季度的3.06%，直接飙升至2026年一季度的4.55%，同比大幅上升149个基点；河北唐山农商行和安徽庐江农商行不良率也分别同比上升87个基点和61个基点。
记者注意到，唐山农商行的一季报显示，该行面临不良贷款比例上升的同时，其资本充足率距离10.5%的监管红线仅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也紧贴150%的基本标准线，风险缓冲空间已被显著压缩。
压力或来自存量滞后出清、“大行下沉”挤压
回顾此前，天津某农商行总行人士曾对本报记者指出，自国有大行加强跨区域布局以来，地方银行在信贷投放方面面临一定挑战：
其一，传统优质企业倾向于跟大行建立长期且稳固的合作关系，地方银行几乎无法介入。其二，地方银行部分现有存量客户，通过大行置换高成本融资，提前偿还了中小银行贷款，使得信贷投放出现了新的缺口。其三，地方银行需要“再次对客户资质进行下沉”，故在风险和收益上往往难以实现再平衡。
面对农商行不良率抬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对记者分析称，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出现“双升”，不良贷款余额达到3.7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742亿元，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末上升0.02个百分点。这表明银行业资产质量或还未迎来“拐点”，加快处置不良资产仍是重中之重。
资深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向记者表示，此轮部分农商行不良率大幅走高，源于国股大行下沉、区域经济基本面承压带来的双重冲击。
一方面，部分中西部地区地方产业结构单一，实体经济复苏节奏偏慢，中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经营恢复不及预期。“前期累积的经营压力逐步传导至信贷端，本地信贷存量风险持续暴露，部分农商行不良开始攀升。”他表示。
另一方面，行业竞争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国股大行依托资金成本、产品及渠道优势持续下沉县域市场，分流了优质客群与优质信贷资源。农商行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被迫转向风险更高的下沉客群，信贷风险随之抬升。
董希淼认为，随着中小银行“减量提质”的推进，部分区域农商行面临经济放缓和产业调整压力，“尤其，在房地产调整和地方债务压力下，涉房、平台及中小企业贷款质量将成业内关注的重点”。
放眼后续，前述长三角地区农商行从业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享了其业务思路，即农商行应选择利用“人熟、地熟”优势，对客群的风险变化能够更快掌握，有助于夯实资产质量。差异化的信贷客群，更多地可以体现在利用差异化的产品组合适配信贷客群。
上述天津某农商行人士告诉记者，银行息差压力年内初步缓解后，地方银行在信贷投放提质方面，首先要坚持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做“一锤子买卖”；其次要提升业务整体综合收益，将零售金融、公司金融、投行与金融市场、财富管理与资产管理业务板块进行联动，以此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他看来，除传统业务拓展开发外，在做优增量方面，可以尝试场景式营销开辟新客户、新业务、新市场。比如，通过赞助冠名文旅活动、商业演出、运动赛事等，推出针对性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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