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香港IPO市场延续火爆态势。但全球流动性环境、地缘政治格局、内地经济复苏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香港资本市场如何延续复苏态势？中资金融机构在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离岸人民币生态建设中扮演何种角色？围绕这些关键问题，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销售、交易及研究部主管王蕴华近日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
王蕴华认为，当前全球资本配置再平衡带来增量需求，中国资产尤其是创新型资产成为全球配置不可或缺的标的，香港作为国际资本分享中国经济增长与科技红利的首选离岸平台，天然承接了这一轮资金重新配置。国家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规划始终大力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内地企业与投资人成为驱动港股复苏的关键力量。2018年以来香港持续优化上市制度，为市场复苏积蓄充足制度红利。
谈及如何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王蕴华认为需要聚焦三点持续发力：围绕新质生产力调整创新企业上市安排，吸引全球高成长企业；构建全球化互联互通网络，延伸至“全球南方”与欧洲市场；打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投融资生态。“只有可预期、可信任的制度交易环境，才能可持续吸引优质发行人和长期资金。”王蕴华表示。
在香港从“超级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升级、打造亚洲关键全球资本枢纽的进程中，中资金融机构承担着关键使命。王蕴华表示，中资机构要做好境内外市场连接者、企业价值发现参与者、特色业务建设者三重角色，不再局限于通道型服务，而是提升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绿色金融咨询等综合服务能力，助力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资源配置。
证券时报记者：近两年香港金融市场能够强势复苏，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保持这种强劲发展势头？
王蕴华：本轮市场复苏并非偶然，是国际秩序调整、国家政策支持与特区政府前瞻性改革三重红利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全球资本配置再平衡带来增量需求。当前国际秩序重构下，中国产业链的韧性与创新实力持续凸显，中国资产尤其是创新型资产成为全球配置中不可或缺的标的。2025年，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两个重要趋势：一是部分成熟市场的长线资金开始回补此前对中国资产的低配头寸；二是一些新兴市场的长线资金开始将中国资产视为一种“类成熟市场资产”进行系统性配置。而香港作为国际资本分享中国经济增长与科技红利的首选离岸平台，天然承接了这一轮资金的重新配置。
其次，国家战略与政策提供关键支撑。从“十四五”到最新的“十五五”规划，国家始终大力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发布了多项惠港政策，支持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扩大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2025年，内地企业占香港新股发行人的94%、贡献了88%的募资额，港股通净买入1.4万亿港元，内地发行人和投资人成为驱动港股复苏的重要力量。
最后，香港前瞻性上市制度改革迎来红利集中释放。此轮港股复苏具有鲜明的创新驱动特征，香港紧贴新经济企业需要不断优化上市安排，包括放松“同股不同权”要求、吸纳中概股二次上市、推出18A和18C制度等，为市场复苏积蓄了制度红利。
未来要保持这一强劲发展势头，建议聚焦三点持续发力：一是围绕新质生产力特点，及时调整创新企业的认定标准和上市安排；二是构建全球化的“互联互通”网络；最后是构建一个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投融资生态环境。持续强化法治保障与信息披露标准，通过构建一个可预期、可信任的制度交易环境来增强投资者信任，这样才能可持续地吸引优质发行人和长期资金。
证券时报记者：香港在巩固自身地位过程中，面临的最核心挑战是什么？香港还需要在哪些领域或者政策进行优化，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王蕴华：香港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对国际市场波动极为敏感；同时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其资产基本面与资金流动性之间存在一定错配，还是大国博弈的金融焦点，因此在全球秩序重构中会面临较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我们相信，以开放应对孤立，以创新应对竞争，香港完全有能力化挑战为机遇。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第一，对标国际最佳实践，全方位强化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这包括但不限于上市与再融资制度、退市机制与退市后安排、交易结算效率、信息披露标准、场内外产品设计、税费优惠政策、金融基建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等。
其次，做大、做深、做广离岸人民币生态圈，减少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
第三是前瞻性布局国际金融业务中的新兴领域和增量业务。香港已在数字金融、绿色金融和大宗商品交易等领域采取了积极行动。但考虑到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仍需以更大魄力推进监管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优惠、更灵活、更包容的发展环境，从而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最后还是继续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加强国际叙事。用紧密的市场合作巩固共同利益，用真实的市场表现消除认知偏差，让国际资本看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在稳定性与不可替代性。
证券时报记者：香港特区政府多次强调要做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同时提出香港需打造“亚洲具关键影响力的全球资本枢纽”。您认为中资金融机构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蕴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阶段，香港的功能和定位也在相应演进。“超级联系人”的核心功能是高效连接不同市场的资本、企业和投资者，其中的重点是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但过去主要是助力内地市场吸引和利用外资，未来将更加侧重服务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而“超级增值人”则意味着香港不仅是资金流动的通道，更要在资金流动中创造增量价值。这不只是金融赋能，更是要全面整合香港“八大中心”资源，让资本配置更精准、让交易成本更低廉、让风险管理更有效，从而为各方参与者都创造价值，这也是“亚洲具关键影响力的全球资本枢纽”的内在要求。
围绕这些内涵要求，中资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三重角色：一是境内外市场的“连接者”，利用内地市场资源和香港国际经验，协助企业跨境融资、并购和供应链管理等；二是企业价值发现的“参与者”，凭借对中国资产和新兴市场的深刻理解，熟练运用东、西方市场规则和叙事语言，促进中国等新兴市场资产的价值发现，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三是特色业务的“建设者”，中资金融机构可以主动响应香港的金融发展规划，率先在港布局科技金融、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大宗商品交易等新增长点,为“超级增值”功能赋能。
证券时报记者：中银国际作为头部中资机构，在连接内地与国际资本、服务中资企业海外上市、吸引国际资金配置内地资产方面，有哪些实践经验？未来可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王蕴华：我的工作主要是对接机构投资者，协助境内外的机构投资者参与一级市场融资认购和二级市场投资交易。因此，我将从投资者的角度分享一些观察：
首先，国际成熟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认知已显著深化，但也对中资投行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中资投行既要提供更加深入、细致和有前瞻性的研究分析，还要真正贴近国际投资者的关切和疑虑，才能吸引成熟国际资金长期投资中国企业。
其次，新兴市场长期资金是亟待培育和开拓的增量市场。我们发现很多新兴市场长期资金因为才刚开始配置中国资产，对交易规则、投资产品以及风险对冲工具都还不够熟悉。这也需要我们加强前期的投资者教育，加大对新兴市场大型投资者的客户营销力度，从零开始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和互信关系。
最后，跨境业务需求日趋复杂，倒逼中资投行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在实践中，无论是“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还是国际长期资金，对投行的综合服务能力都提出了较多要求。这些要求不仅囊括传统的股票销售、交易和研究需求，更要求我们能够协调境内外金融机构力量，提供配套的流动性管理或风险管理服务，有的甚至还涉及严格的跨境合规要求。这背后一方面反映了中资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者日趋复杂、全面的跨境业务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求中资投行加快打造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服务体系，真正实现从单一产品提供商向综合金融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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